201612132119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下冊之一、 感論中國文化的儒家

下冊目錄

一、感論中國文化的儒家

  師儒之道的由來

  師儒之道的分歧與衍變

  秦漢階段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

  宋明理學的興起

  明清時期的儒林

二、談中學與西學的體用問題

  第一堂

  開場白

  百年的人與事

  龔定盦的預言

  戴鴻慈的資料 蔣夢麟的說法

  西學為體的百年

  西方的毒害

  第二堂

  認知科學與唯識

  想是想 思是思

  三世與因緣

  意識健康夢境

  第六意識的複雜作用

  性理與理性

  第三堂

  中國文化與生命科學

  靜坐修養 端容正坐

  修定的三個方法

  聽呼吸的方法

  觀心法門 三際托空

  解疑釋惑

三、經史合參研讀班前言

  炎黃子孫的起源

  堯舜禹的公天下

  夏朝開始的家天下

  觀今宜鑑古

  治史要通才

  六經皆史

  孔子著春秋

  春秋的內涵

  司馬遷著史記

  讀歷史的眼睛

  史記列傳的深義

  歷史不是“載之空言”

  四首詩說項羽

四、談人性的真相

  第一堂

  人類文化的心性問

  人性是善是惡

  中外各家的觀點

  知行的問題

  王陽明四句教

  四句教的矛盾

  第二堂

  佛家的說法

  禪宗六祖

  兩首偈子

五、談如何學佛

  第一堂

  佛教佛學佛法

  佛的出身 佛的疑惑

  佛的苦修與悟道

  佛學中的宇宙觀

  佛學怎麼看生命

  三世因果 六道輪迴

  第二堂

  貪 瞋 癡 慢 疑 惡見

  十善業道

  答問解疑

六、談神通與特異功能

  特異功能不特異

  是神通,還是神經

  神通無用,價值有限

  神通扭不過大勢至

七、談“照明三昧”

  引言

  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

  在黑暗的光明中

  照明三昧——生命的功能

  對話與答問

八、漫談商業道德

  第一堂

  中學為體還是西學為體

  什麼是中國文化

  出國看門道

  要對商業反思

  正確理解“重農輕商”

  第二堂

  居安思危了麼

  中國的傳統美德遺失了

  自我管理與管理人事

  財富的用途

九、談文學與修養

  第一講

  失心瘋的社會

  學習文化 注意文學

  韋應物的詩

  劉克莊的詞

  談性情

  第二講

  文化的重要性

  談思想

  什麼是直正的學問

  第三講

  初學靜坐的要點

  不要怕思想情緒

  修養仍須配合文學

  附錄:國學與中國文化

一、 感論中國文化的儒家

(二○○二年初於香江)

  常常有人問我,儒家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對。因為我性喜博覽,但不能由博而約,專攻一技一藝之學,故而至今一無所長、一無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國讀書人中的知識分子。只是因緣際會,在偶然需要時,講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孔、孟學說,因此被人誤認我通儒學;就像我生平喜歡說禪講佛,別人就誤認為我也通達佛學。事實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當然也不明道,只如韓非子所說的南郭處士,濫竽充數罷了。所以我的書,只稱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參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問我,那我就無言以對了。

  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龐雜而高深的特點,正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因成長年代久遠,自然枝條茂密,幹葉繽紛,又加上攀附叢生於幹外之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又豈能隨便即加定論。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的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歷代政治學術思想的運用,實質上,也摻雜了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並非完全屬儒家學說。

師儒之道的由來

  講到文化,首先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要細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對於三皇五帝等堂皇尊號暫且不論,只要從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所建立的文明開始,大家就會瞭解,我們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曆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所形成;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但是這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後來卻統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裡,因此在漢代以後,似乎只有儒生們所標榜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個現象完全是由誤解而產生的結果。

  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若要說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學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做大事,則必須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彙集軟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而不負平生所學。

  但很遺憾的是,自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懷有“致君堯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以及“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變成了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發揮了經絡作用,成為周延貫串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活力而了無生機了。

師儒之道的分歧與衍變

  周武王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後,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並非類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訂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在時勢的驅使下,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所以周初封建體制雖然是以師儒之道的精神為基礎,但是經過幾百年後,也漸漸趨向衰落而變質了。

  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到了春秋時期,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訂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做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傳承了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則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哀公(西元前五○九-四六八年)時期的魯國,還保留儒術最為純樸的風氣,這個時期,也就是後世認為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階段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術,便大大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且在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傳授上,也各自主守師承,顯現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至此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雖不絕,但如縷。

  劉漢興起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勢出現。如果站在現代思惟,評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的人才,大致來講,確實多是文學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有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愈來愈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因為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這一班自命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結成黨派,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首度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如能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雖然並未達到最高領域,但在當時的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的政治和教化,仍屬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生之效也”。這些評語雖是秉筆寫史的儒家們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無可厚非。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壯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之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見解的異同,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注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厭舊;而北方的學者卻守舊而疑新,甚之,還譏誚南朝的學者標新多偽。在此時期,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大小乘佛學佈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並融會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互相摻雜的開放思想,學問主流從儒學的六藝轉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除了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匯成巨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在此時幾乎絕響。李唐三百餘年間的文運,既有雄渾瀟灑的豪氣,亦不乏風流倜儻的韻致,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關於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黨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政治上的意氣用事,以致禍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間,高明之士大多厭倦時勢,不逃於禪,即歸於道。

宋明理學的興起

  宋初名臣以師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權與君權之間分庭抗禮的氣節,似宋朝如此尊重師儒之道的形跡,前邁漢、唐,後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開啟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張載)閩(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學儒宗,他們專事闡發心性的微言,自稱繼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學說,後世的師儒名教從此專守程朱章注,認為即是周、孔的絕學。尤有甚者,宋史也變易了漢書、唐書的成式,別立道學與儒林的分類傳記,藉此標榜宋代的道學方是孔、孟、顏、曾師儒之道的真髓。其實所謂儒林,只是文學辭章之士,還不及子游、子夏之輩於萬一,實在是一大出格現象。因此積成北宋時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黨爭,形成洛黨、蜀黨、朔黨等的異見,造成元祐黨禍的巨變,足為歷史的殷鑒。南宋末期,權臣名相又起而打擊道學,指為偽學,以學術意氣的主觀成見做為政治鬥爭的戈矛,自相內鬨,終使宋室由文弱而至於滅亡,尤為可嘆!

  但在兩宋三百年間,割據北方立國的遼、金、元,乃至與宋室相終始的西夏等國,其政教規模,大體上還是遵守孔、孟遺教。只是北方學者,大多援儒入於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學,別樹風格。更有視宋儒理學並未徹知儒宗因而頗有異議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學術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實。

明清時期的儒林

  元、明之間,儒學承先啟後,應是受到南宋末期金華、永嘉事功學派的啟發。而後繼起的河東薛敬軒、姚江王陽明,門庭分立,遞相興替,但始終不脫宋儒朱熹的“道問學”與陸象山“尊德性”兩者的藩籬。明代唯一特點,即是百家爭出,模擬禪宗的公案語錄,開創儒家學案的著作,對於經義家法,完全寂默無聞。自嘉靖到神宗以後,一如東漢末代,大臣學士起而與太監爭權,終於構成東林黨禍的巨變,促使民變與盜賊相結合,以致亡國。崇尚儒學的清代學者,綜合宋、明儒家與漢儒經師而作比類,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但對明代儒學,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論斷,因此便說:“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臺閣風厲(指如張居正等),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似此兩非兩是的案語,猶如老吏斷獄,先入其罪,而又筆鋒一轉,為之巧妙開釋,真如刀筆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絕。

  清朝初建於東北邊鄙的滿洲,但自建都盛京(遼寧瀋陽)開始,即知為政之道必須首重儒士,於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徒東北而歸順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甯完我等輩,為之參照明朝政體,建立規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後,文武兼資,入關前後,大致都以儒學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為皇太極、順治、康熙繼統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親政開始,英年好學,特別重視儒家經說,兼習西洋天文、曆數等學,與李光地、熊賜履、魏象樞、張英、方苞等君臣互為師友,尊重周、孔經義,襲用明朝以來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戰亂之中,起用前朝歸順敦品勵行的儒臣,如湯斌、陸隴其等輩,形成以儒家禮義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輩出。但在民間隱居不屈的大儒如孫奇逢(夏峰)、黃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李顒yong2二曲)、顧炎武(亭林)等輩,有鑒於明末儒林空疏迂闊的流弊,平居講學,以經世之學和師儒之道自任,影響清朝二百餘年來用儒家經義的經世之學,改變了宋明理學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轉而注重漢學訓詁的考據,終使清儒兩百餘年的經學,大有超越漢、唐之勢。如阮元所輯的《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種;咸豐、同治以後,又有王先謙續編一千餘卷,二百零九種等,確實蔚為奇觀,學者雖窮畢生之力,亦難盡窺細緻。至於其重視考據而發展為近代的考古學的先導,其功更不可沒。

  但從順治開始,經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雖然外示尊重儒家經學、重用敦品勵行的儒者以籠絡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內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潛心佛學以配合外用之術。如康熙重譯《般若心經》,雍正專志禪宗、整肅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隨父親雍正學禪,後又禪密兼修,而能自譯密乘《大威德金剛儀軌》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學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對心性之學的精闢,不如父祖兩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鍛煉,故繼位以後,流為偏好詞章文藝;雖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間的清代文學,大有直追唐、宋而過之的風格。

  降至道光時期,承平日久,社會風氣奢靡,文人學士大多沉酣於風花雪月文詞麗句之間,如著名的詞人項鴻祚(蓮生)在自序憶雲詞所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學者誦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豐之間的文風日變。憂時憤世如龔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鑒於此,即乘時立說,注重西北蒙藏邊防與海防外禍的實用事功論議,激起同儕林則徐燒毀鴉片的豐功偉業。同治以後,文運再變,清史所譽的中興名臣曾國藩(滌生)便是其中翹楚,他用其畢生學術與事功的實踐心得,選輯《經史百家雜鈔》一書,述而不作,顯示其於經世學術的大要;至於曾國藩家書一類的瑣言,乃其餘事而已。

  但在此際,海運已開,清末學者所謂的九洲萬國知識已漸啟其蒙,於是光緒、宣統之間,便有憂時之士如南海康有為、梁啟超等輩,以儒學經義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學理念,用其所長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師夷的維新學說,風靡一時。雖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時期偏執保皇主張,捨此是非不論,即以康有為摻入西方政學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卻對民初各黨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啟迪頗大,這是現代歷史文化演變的事實,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廢其言。與此同時,留學歐、美的名儒嚴幾道與辜鴻銘,皆能精通中國與西洋諸家學說而終歸於儒,但限於時勢,人皆等閒視之。今取其有關言論以資反思,如云:“嚴幾道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瓖辭達奧旨,舉中外治術原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常於廣眾中言自由、平等、權利諸說,要皆未嘗無利,倘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指禮記、儀禮、周禮經學),修其內者也。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無中國禮教(指禮記等經義之學)不能弭此禍也。”

  至於推翻清朝、成立民國以後直到現在八十餘年間的變故,儒家經義與孔、孟治國平天下的學術理念,幾乎已隨三千年的歷史陳跡而消失無遺。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工商與精密科技的發達,貨幣金融的洪波巨浪,幾乎淹沒了人文學術思想的潮流,其間雖有少數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多情學者綜合新知,倡說新儒學,志為中流砥柱,實已無異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可謂名存而實亡;但其抱殘守缺之精神、待時而興之志向,誠可嘉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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