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71523如果不再辦(高雄)獎……:從藝術的創造性到藝術機制的創造性

本文是獲邀擔任「高雄獎觀察員」被要求或說期待提交的一篇觀察報告,而「如果不再辦(高雄)獎……」是在前後經歷過兩屆(20142017)「高雄獎」的評選過程後我特別想提出的一項詢問或說建議。無論作為詢問或是建議,這個句子表面上看來似乎對「高雄獎」帶有負面評價的傾向,不過事實不太是如此。

首次出任「高雄獎」觀察員時,我就對此一獎項設有這個特殊的角色印象深刻,並在該次的觀察報告裡提出迄今仍維持相同態度的表達:「之所以說觀察員所在的位置特殊,是因為由官方主辦的各類藝術獎助評選過程向來是個神秘的領域,於是這個邀及與評選程序無涉的個體旁觀與回應的舉措,有著主動揭露某些以往不可見的內容同時樂見其被進一步討論的意味,就一個執行公共資源分配的部門而言,這其實是頗為應該卻極為少見的作為,在大可延續已因習慣而成為自然的陳規之際,高雄獎』的這項設計透露出一股願意自找麻煩的清新氣息。」

然而在肯定高美館脫出慣性的這項設計同時,我卻因為自己懶怠於詳閱說明文字的慣性,直到簽署了應聘備忘錄後才發現獎項中除了「入選」、各類別「優選」及「高雄獎」外,其實還設有「觀察員獎」,其賦予觀察員在獲得初審入選的作品裡給獎的權力。雖然主辦單位設置「觀察員獎」的主要目的,是想讓有別於僅階段性參與評選的初、複審評委的這個角色,在完整經歷所有程序後也有對參選作品表達評價的機會,換言之,是出於一種未免遺珠之憾的善意,但我認為涉入評選反而將或多或少偏移了我原本覺得獨特的觀視位置,不過由於當時已進入該屆獎項的執行,這個看法於是僅能止於一種意見的表達。很高興這個意見在本屆執行前的籌備會議中獲得了多數委員的同意,因此「2017高雄獎」取消了「觀察員獎」,相關獎金則挹注予各類「優選」獎項。

必須承認的是,對於「高雄獎」設有觀察員機制的高度肯定,部分源自我對這類競賽活動始終帶有的排斥傾向,然而,在參與過兩屆近30場的籌備、評選會議之後,除了對主辦單位與諸多評委的謹慎與熱忱印象深刻之外,也進一步瞭解了這個獎項的每一個程序之所以如其當時所是的歷史成因,進而很大程度解消了此前我對這類機制的質疑或不以為然。

事實上,前面提到有關觀察員機制的設立與調整一事,頗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某種「高雄獎」的特性,其一方面有著具備積極意圖的制度設計,卻也能對制度本身及其運作保持高度的彈性。與此同時,其評選過程不太像是企圖檢核哪些作品更有被授予獎項的資格,更多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深恐錯失任何具潛能對象的謹小慎微,當思及此類競賽中其實產出數量最大的是與獎項無緣的失敗者之際,目睹如此場景確實讓我對這種經常被形容為必要之惡的狀態稍感釋懷。

如果對我來說「高雄獎」的確顯露出不少正面的屬性,它們其實不太來自制度本身的設計,而比較源於瀰漫在所有程序細節裡的一種氛圍,由行政團隊透過持續的話語與行為反覆鋪陳所致,有點像是一種共同的氣質,以及依我的揣測它或許是由其所在的地域與機構文化在時間裡揉合而成。可雖然這種集體的或機構的「個性」的確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高雄獎」的結果,卻並不足以生產出一個真能有其獨特個性的「高雄獎」。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且普遍被採用的機制,(藝術)競賽本身即是一個已有其顯著個性的形式,要既能符合「獎」的形式又真能獨樹一格,雖不是全無可能,卻有著不亞於發明一種全新機制的困難度。與此同時,為回應獎項競逐總是被高度期許的公平、公正與開放性,最可能的作為正是維持一個無特定傾向的機制,諸如對參選者及作品盡可能的開放、合議制的評選方式,以及著重評委的多元組成等等,幾乎是絕大多數獎項的必備條件,換言之,這種機制本身即帶有要求無個性的傾向。

獎項的策辦之所以廣為公私部門普遍採用,是因為它的確能夠獲得許多正面效益。首先,競賽活動原本即有引人矚目的特性,就吸引媒體以至大眾關注的目光而言,有其先天的優勢。如果說公立美術館負有為專業領域與社會大眾這兩種對象服務的責任,就前者而言,「高雄獎」近年來幾乎都能達到每年五、六百名參選者的規模,無論其目的是獎項得以提供的象徵資產或實質的獎金,這個機制對於廣泛的創作者們顯然都是一個誘人的機會;此外,每屆評選約50餘名評審委員的聘任,也創造了一個館方與業界、學界得以相互交流與建立關係的時空。就後者而言,包括每屆執行可以收集到數百名創作者與上千件參選作品的資訊,以及獲獎作品需提供館方典藏的配套措施,都足以充實美術館的專業職能,而藉由獲獎作品所組成的公開發表,則可以形成直接服務公眾的展覽生產。

綜上所述,如果僅從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策辦獎項實在是個很不錯的選擇,而就實際執行的效果而言,「高雄獎」在許多方面也的確取得了頗受肯定的成績,不過在收成了辦獎所能帶來的好處同時,「高雄獎」卻也沒能完全排除此種機制經常伴隨的問題,其包括是否要採取分類徵選?如果選擇分類徵選的話類別應如何劃分?因參選者數量龐大,初選僅能藉由文字說明、作品影像作為備選資料,而複審雖能提供實際作品,卻也因空間的限制而無法真正滿足所有參選者期望的佈展條件,也就是說,作為提供評審決定其評價的內容,可能自始至終都不盡然是作品本身……即便歷經逐年辦法的調整,類似的問題依然在每屆的評選過程中被一再的提出,適正說明了它們本身即存在難以突破的限制。

在「高雄獎」的籌備、評選會議中,經常為與會者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是如何塑造「高雄獎」的獨特性,其顯露出一種對於創造性的期待,這同時也是我們所在領域的核心價值,然而在過往的經驗裡,這種期待似乎絕大多數集中在藝術作品上,藝術機構或機制所被期待的是發掘、肯定或展演它們的角色,藝術競賽似乎便頗為吻合如此的關係設定,遵循此種路線的實踐對於藝術領域的發展當然必須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我們是否還可能有其他的想像?

同樣在過往的經驗裡,在藝術領域中,以機制一詞所可能含括的機構或制度,經常被視為必須保持警戒與批判意識的對象,正因為它們的確足以深刻地影響藝術創作發展的走向,然而對於此種威力的覺察如果僅僅表現在對機制作用的壓抑或節制,未免顯得過於消極。事實上,許多創作者或其創作的潛力正是囿限於現實條件而無法迫出,這也就是說,在指認已實現的創造之外,藝術機制其實也能夠扮演令未知的創造性得以現實化的主動角色,這種想像要求的是一種目光的轉向,其既投射在屬於未來創作的參與,亦投射在對於藝術機制本身的創造性。

高美館的行政團隊對於型塑「高雄獎」獨特性的自我期許,其實與藝術家們對於創作的自我要求並無二致,對後者而言,是要在已投注心力多年並且有一定成績的系列上繼續發展,還是要冒著不小的風險投入全新局面的創造,或許是在每一次實踐後都會浮現的自我提問。在兩次「高雄獎」的旁觀經驗裡,我可以感受到在其背後有著一個積極、熱情且深富理想性的行政團隊,因此,相較於「如何策辦一個更好的(高雄)獎?」,我以為「如果不再辦(高雄)獎……」或許是與這個深富創造潛力的團隊更為相稱的詢問與建議,與此同時,在我的想像裡這可能才是足以創造一個機構獨特個性的真正開始。 

 

圖說:2017高雄獎展場一景。2017高雄獎得主廖敏君《 曖曖.她》.壓克力、擋珠、鉛錘、0.02mm漁線、免燒玻璃透明顏料.277x8x102cm2014~2016。(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沒有上一則|日誌首頁|沒有下一則
回應
    沒有新回應!





Powered by Xuite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