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流感正名為H1N1，好似當年非典型肺炎正名為SARS，病毒從此純粹而犀利，沒有模糊地帶。眼前整排電視牆，上演著快報.連線.最新消息，強化著新型流感的威力，不禁讓人感受六年前SARS時的氣氛。葉金川站上第一線，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感染醫學專家張上淳，再度密集出現螢幕，好久不見。

六年前，SARS剛爆發時，沒人知道將嚴重至此。我那時是電視新聞大菜鳥，第一個SARS有關的任務，去承包和平醫院洗衣作業的洗衣廠，猶記得剛到門口，就被職員兇一頓，傻呼呼的。第二個，是到一位和平護士的家裡，她老公拿著照片抱著小孩，哭訴太太為何不能回家。當時進行採訪都沒戴口罩。也不以為意。

等和平醫院封院，才知道，事情"真的"大條了。從那時起，公司把N95口罩放在進門的地方，無限量供應。

接著從各組抽調幾位記者組成SARS小組，我是政治組代表之一。長官並宣佈，至少一個月之內不能進公司，這支軍隊，就像南宋出師討伐金朝的岳家軍，你開始有點疑問，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來?

臨時指揮所，設在K飯店，開會剪接過音，甚至攝影們睡覺洗澡都在那裡。社會瀰漫詭譎氣氛，我們是以進修研討的理由進駐，但人馬浩浩蕩蕩，鎮日背著攝影機匆促進出，實在太明顯。半個月後我們就被識破，遭飯店送客。只好轉戰西門町便宜又不挑客人的旅社，畢竟那時誰在外頭沒事趴趴走? 飯店根本沒生意。

重災區和平醫院，是各媒體首先包圍的目標，那時每天上班，就到和平醫院外，沿著中華路，廣州街，醫院建築四周繞圈圈，不停不停地走，不停地繞圈子。

剛封院，相當混亂，裡頭的醫護病人情緒不穩想出來，趴在窗上哭喊揮毛巾，寫大字報表達心情；家屬憂心忡忡在外頭徘迴，想送點東西進去，想溫情打氣..有人企圖跳樓，有宗教團體來祈福禱告，還有政治人物穿梭。狀況真的超級多，還要隨時抬頭看看，有沒有特別的畫面出現在窗口，一刻都不能放鬆。

也許那時候熱情十足，可以整天不喝水吃飯，口罩三天換一個，真的沒有太多心力是花在關心自己身上。

某天早上，一陣騷動，拔腿就往聲音來源衝，是一位被封院在裡頭的清潔工妻子，哭喊希望能進醫院陪丈夫，她哭的肝腸寸斷，我跪著拿麥克風，距離不到三十公分，仰角看她的眼淚，真令人為之心碎。但歐晉德婉拒了，她黯然離去。

過兩天，傳來該清潔工染煞死亡的消息，他的家人馬上檢疫隔離! 我第一次對自己的安危感覺恐懼。台北市衛生局跟電視台調帶子，看畫面找近距離採訪該清潔工妻子的記者，勒令居家隔離，"獲得隔離"的記者，變成讓人羨慕的對象。但我當時跪著，殘念沒有被任何一家攝影機拍到，只好繼續上班，跟SARS疫情共舞。

後來想想其實很可怕，如果當下我被傳染，還在外頭四處逛，後果不堪設想。但這彷彿是記者的宿命(或毛病)，比如看張錫銘持長槍挾持老翁，一票記者卯勁往前衝，腦袋只想到畫面跟收音，有點莫名。但當過記者的，應該都能理解那種病態，過high，職業病的fu。

後來，疫情擴大了。瀰漫到靠近龍山寺的仁濟醫院，我的步行區域換到華西街附近，成天找遊民做訪問，看店家生意受創，遭白眼的機率沒有小過。華昌國宅傳出水源污染導致住戶染煞，又追趕跑跳碰到現場，在市府封街消毒中，看住戶子女在封鎖線外淚眼遞母親節蛋糕。接著，南機場公寓遭煞..新莊麵攤老板染煞死..

那年的春天，很煞風景地度過。

現在回想起來，採訪SARS新聞，跟防疫一樣手忙腳亂。

轉眼從二十七歲來到三十三歲，怎麼覺得沒有比較氣定神閑呢?

共患難的SARS軍團，好險無折損一兵一卒，但已各奔東西。

陪我健行一個月的苦命攝影藍先生，轉檯到年代；

在稿子ending說："媽！母親節快樂"的指揮官，改去娘娘身旁當差，六年來，趕進度似的，結婚生子 (另一位指揮官跳到冬森喵喵叫去了)；

每天被攝影搞到苦瓜臉的長髮女，跳槽TVBS，更名改運；

有人調去編輯台，順心如意當了媽；

瘦不拉機的雅芳遠赴英國，替鳳凰衛視當特派；

笑容甜美的美眉，轉戰演藝圈，一度跟命理師談戀愛，比記者成績更廣為人知...

人事如流水，鐵打的病毒不滅。我們站在跟前，只能感到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