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由士林鎮出身的各級民意代表如：

總 統 府  評議員：郭廷俊。

台 北 州  評議員：潘光楷、郭邦光、曹賜固。

士 林 莊  評議員：郭坤木、林振聲、郭邦光、邱木、許金梯、 

                             陳彩戀、王孝。

士林街協議會委員：李玉聰、林振聲、郭坤木、何開盛、何茂桂、邱木、許受礙、陳彩戀、李萬金、吳萬水、鄭士印。

      日據時期祖父除擔任士林街協議會委員，也是西醫界瘧疾名醫，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結束日本政府的統治，人民滿懷期盼新時代的來臨，然而在政權轉移時，台灣社會再度面臨艱鉅的挑戰。除了滿目瘡痍的家園，戰後經濟蕭條及疫病橫行的環境與腐敗無能的統治政權，急遽變動衝毀原有的社會秩序，各種脫序的紊亂場景在全台各地上演，重建社會秩序實有其現實形勢的急迫性。在這樣惡劣情況，緊接而來的228白色恐怖，更揭露新政權高壓威權的殖民者心態，完全打破台灣人對新生陣痛期的幻夢。自日據時期以來，醫師在台灣社會中逐漸形成一特殊的群體，秉持著獨特的倫理價值觀，他們不只是醫師，也是台灣知識份子的代表，在文化協會等一連串的組織活動中，顯示他們對民族議題的高度關切。所以新的統治政權對醫師的『祖國意識』的認同標準非常嚴刻考驗，加上日本學者老師戰敗歸日，新政府大舉調派新任機關院所親信主管。

   更有趣的是為了蔣介石1949年8月居住士林鎮，特設立陽明山管理局直接管轄士林北投二鎮。局長則由蔣介石鄉親擔任，後改派情報局及親信侍衛長共計六任局長長達25年。此地區的老百姓身份字號也特編為Y字首。自至1968年士林北投併入台北市管轄，1974年1月陽明山管理局裁撤，身份證亦改為A字首，1977年陽明山管理局廢止後Y字首的身分證也隨之成為台灣民政歷史的印記。日本戰敗祖父曾接管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分所所長。國民政府派杜聰明博士接掌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後又改派來自中國的軍政部軍醫校校長嚴智鍾敦授當所長。原杜聰明博士擔任的台大醫學院院長也換成嚴智鍾敦授，事隔不到一年又再換杜博士當院長。1949年國防醫學奉命由上海撤退至台北，又再造一次醫學研究高階主管大搬風，當時期不僅學術研究單位，教育金融等各單位全部換親國民政府派擔任。1951年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成立，嚴智鍾敦授為所長，聘祖父為研究員每月支薪320元。 

(圖1) 祖父被聘為血清疫苗製造所研究員，每月支薪320元。

關於台灣瘧疾防治的歷史，直到1965年宣佈根除前，瘧疾在台灣已肆虐數世紀之久。日據時期更被視為防疫第一要務，廣設瘧疾防遏所進行瘧疾檢查與治療，並在熱帶醫學研究所中設立熱帶病學科專門研究瘧疾，採治療與研究雙管齊下的方式。戰後經濟拮据，國民政府防瘧工作面臨發展困境，1946年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豐厚人力;物力;財力來台設立瘧疾研究中心，開始台灣本土人才訓練，使台灣防瘧工作得以延續並進一步開展。1948年洛氏基金會撤離台灣，瘧疾研究中心由衛生處接手，更名為台灣省瘧疾研究中心，又再陷於停擺。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在各國展開瘧疾防治或撲滅計劃，台灣防瘧工作在這波全球性行動，得到外援才又獲得新目標。     日據時期瘧疾防治是採用科赫氏（Robert Koch）法，先在北投區進行小規模試驗，確定成效後再推行全台，1911年起在瘧疾比例較高的地區設瘧疾防遏所，有技術員與助手幫民眾採血檢驗及投藥治療，民眾會主動求助，遇特殊狀況政府會強制民眾檢查。當時大森南三郎教授領導的熱帶病學科，呈現鮮明個人領導風格，大森教授出名嚴格，但認真不妥協的專業態度與要求，深獲跟著他學習的本地研究員推崇。   日本戰敗祖父曾接管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分所所長。國民政府派杜聰明博士接掌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改派來自中國軍政部軍醫校校長嚴智鍾敦授當士林分所所長，228時期原杜聰明博士擔任的台大醫學院院長也被換成嚴智鍾教授，但事隔不到一年又再換回杜博士當院長。1949年國防醫學奉命由上海撤退至台北，又再造一次醫學研究高階主管大搬風，不僅學術研究單位 教育金融全部換上蔣派親信。祖父內向寡言杜聰明博士激進善道，喜愛政論的個性迥然不同。就如台大李鎮源院長所言:單是從1945至1949，杜聰明先生除醫學院院長;醫院院長;研究所所長等正職外，兼任頭銜就多達52個。他們共同專研實驗，研究成果多由杜教授出面發表。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在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期間除研究外，二人每日還共習書法。 

(圖2) 在台灣熱帶醫學研究所期間，與杜聰明教授每日必共習書法。

(圖3)  或許祖父曾學佛法禪修，所以聽大師言我與佛有緣，而未讓我接受基督教洗禮。雖然從小也十分好奇自己對很多事情有預知的能力，靜坐時能與菩薩及達摩二位溝通，但仍依舊與姐妹們上教堂唱詩歌，《靈》是寬廣的，應該能接納尊重任何的信仰，只要牠是善念的佈道。

      其實日據時期有數位日本教授對台灣醫學發展有極大貢獻。例如: 山口秀高先生、高木友枝先生、堀內次雄先生。     山口秀高(1866～1916)是台灣醫學校創辦人，1897年4月12日在台北病院附屬教場設置醫學養成所，1899年2月發行《台灣醫事雜誌》，同年創立台灣醫學校，因不在乎總督府高官，觸犯禁忌辭職，被迫辭職後《臺灣醫事雜誌》於1901年12月廢刊。回東京當眼科醫師，後還留學德國。高木友枝先生(1858-1943)應算是協助發展台灣公共衛生最大貢獻者。高木先生繼山口職位，任第二代台北病院院長及第三任醫科學校校長，創設臺灣醫學會及發行《臺灣醫學會雜誌》。1901年台灣鼠疫大流行，死亡3673人，他積極進行水道及衛生下水道工程，成立總督府研究所，建立醫療體系及醫學研究，消滅鼠疫、傷寒、霍亂，瘧疾防遏、控制惡劣傳染病，想讓台灣人看到日本人治台效率，進而認同日本的統治。 因此被尊稱為「台灣衛生醫學之父」。他不僅在醫學方面的貢獻，還在1919年成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是為建設日月潭水電計畫，他只完成周邊工程：北山坑發電所、二水到車埕26哩鐵路、木屐蘭水路橋等。因一次戰後經濟不景氣物價工資上漲、關東大地震，預算無法分配到。由於日月潭工事遙遙無期，而有基隆、高雄第二及松山火力發電所來克服缺電。1939年設總督府農業、林業試驗所、工業、熱帶醫學研究所，成立同化會及文化協會。同化會因被總督認為危及統治而被迫解散。另一位被敬稱為「台灣醫學之父」是堀內次雄醫生，他將全部心血灌入台灣的醫學教育長達40年，其中擔任醫科學校校長22年，是被學子們敬慕如慈父的一位人格高尚的學者。其實當時台灣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先生慧眼獨具地發掘並重用這三位傑出醫生。還邀請農化專家新渡戶稻造先生來台灣，兩年內將台灣糖業提高至世界級水準，砂糖產量增加三倍，促成「台灣經濟獨立」在1904年實現，比預期提早五年。日本短短七年的統治，在台灣建立十所綜合醫院，一所分院，並配置公醫80名。另外地方醫生1800名和來自日本的開業醫生30名，設立20所地方衛生機關。這樣的建設和努力將台灣成為難以置信的「一片健康的土地」，達到八項最嚴重的傳染病，如斑疹傷寒、赤痢、瘧疾和猩紅熱四項病例比日本本土還低，而白喉一項在台灣絕跡，肺結核和麻瘋兩項病例也比日本本土少，僅有鼠疫一項比日本本土為多。台灣鼠疫1896年以來大肆橫虐全島，經過20年時間才在1917年根絕成功。當然當時醫學教育方面會蓬勃發展，應歸功於高木友枝先生向後藤新平提出留學優待制度，建議「以公費保送由日本來台灣完成規定醫療服務期間的醫生到外國留學兩年」。這制度對當時年輕醫生具很大吸引力，使很多優秀醫生願意來台服務後再到歐美留學。高木本身就是這種途徑留德。他在辭去校長職位前又向後藤新平進言：在總督府內設置中央研究所，其本人也被任命為該所第一任所長，將其外國留學制度更加強化發展。 不僅台灣受惠於此外國留學制度，其恩惠亦遍及日本本土。因為本制度許多優秀且有革新思想的日本醫生，留學後可任選返回台灣或日本服務。許多留學醫生回國後都成為著名學者或是臨床教授。成為世界級學者就有研究瘧疾的木下嘉七郎，細菌學的堀內次雄及病理方面的今裕教授等。台灣醫學對世界衛生最受矚目的貢獻就是熱帶醫學。這應歸功於中央研究所之設立。該所在1919年改組，將其衛生部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其新陣營由堂堂傑出，國際出名學者精英組成。除留法長野泰一教授(細菌血清)和留美曾田長宋教授(厚生學)外，大部分的教授都是留德。由宮原初男教授(熱帶醫病)，下條久馬一教授(所長)，中島壽教授(細菌血清)，岸田秋彥教授 (細菌血清)等所組成的陣營，可知此研究所能擠身世界級的道理。  

祖父1950年在台灣醫學會雜誌發表日文版論文謹記如後   

(繼續閱讀)

由於李玉聰與熱帶醫學研究所及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淵源深厚，有部份相關照片與您分享，也讓大家瞭解台灣省立衛生試驗所之成立經過。

日據時期有關台灣全島衛生由中央研究所衛生部負責，它直屬於台灣總督府，受警務局衛生課督導，掌理全島衛生技術之研究、試驗、設計、檢查、鑑定及協助指導工作。全島各州廳分設衛生試驗室共十二單位。其中試驗設備較為完善者為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等之衛生課試驗室，負責細菌及藥品查驗及防瘧等事項。

嗣後日本為實行所謂<南進政策>，將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改稱為熱帶醫學研究所，隸屬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為南進政策中熱帶衛生試驗之中心機構。但警務局衛生課對於該所仍有督導與發言權，故行政與學術雙方面密切關聯。該所設有藥品檢查室，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藥品受到統制配售，為便利管理，開始負責藥品之檢定封緘工作。

因而與原有各縣市之衛生試驗室失去協調連繫。該所藥品檢查室改稱為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品檢查室，並在台南設分支機構。光復初期對推行優良藥品及提高藥品品質頗多貢獻。 

西元1946年台灣地區因霍亂流行肆虐，防疫工作遂成當時之急務。感有積極設立省級衛生技術工作機構之必要。遂於1946年5月1日成立台灣省立衛生試驗所隸屬於行政長官公署，受民政處衛生局督導，掌理全省衛生醫療機構檢驗事宜。並參與防疫有關工作，同時開始製造各種疫苗。在其成立第一年即有霍亂、鼠疫、傷寒等疫苗及痘苗之製造供防疫之用。惟1951年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成立時，將其相關細菌、血清業務連同工作人員釋出移轉掌管。

(圖1) 西元1946年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該所士林分所，隨同台北

        帝國大學改隸屬中央，五位學者於士林分所前攝影留

        念。 右起身穿長袍者為 李玉聰先生， 何開泰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圖2) 1946年台灣地區因霍亂流行肆虐，疫情需隨時通報，

      防疫工作遂成當時之急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