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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11 01:46 〈轉載〉孔誥烽:新台灣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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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專訊】
    新台灣主體意識
    孔誥烽
    (作者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政局日益詭異。在挺扁力量對南部閩南籍群眾進行族群動員,反制被扭曲成中共和台灣外省人聯手欺負本省總統的反扁運動後,暴力衝突的星火,已斷斷續續地出現。若倒扁在一路挫折下進入疲勞戰,運動以流血收場的機率,必定增加。

    但同時,李登輝在兩周前高調出手,聯同眾多本土企業力拱他在國民黨本土派時的嫡系王金平出面帶領協商解決紛爭,並主張以施明德一直鼓吹的內閣制取代總統制,根本解決總統權力過大的問題。最近民進黨一邊在「修憲動總綱」的問題上胡鬧,一邊卻在部署打「修憲動政體」的真軍。倒扁運動,最後也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總統制對內閣制的大辯論。

    當代社會理論大師Michael Mann,承襲全球政治右轉和社科界對右翼民粹運動的關注,在最近出版了《民主的黑暗面﹕解釋族群清洗》一書(200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縱橫過去 200年多國的民主史,探討為何不少新生民主政體最後會蛻變成以仇殺異族為常態的嗜血威權。書中歸納出的民主政治深層邏輯,乃我們思考目前台灣變局時不得不重視的參考。

    Mann指出,民主制度的確立,必然預設一個自主社群的存在。民主化或多或少都會跟排他的民族主義或地方主義認同掛。他又將民主政體分成「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有機民主」(organic democracy)兩大類。前者的特色是承認實行民主自決的社群(即「人民」),乃由不同階級與文化構成的多元組合,因此視民主制度為協調不同利益和謀求共識的機制,將人民集體認同的內部排他性降至最低。相反,有機民主視人民為一個同質同構,有如一有機生物般完整的存在,民主制度,即一個體現人民的統一意志的渠道。任何異於這一意志的雜音,均被視為對人民的背叛。

    自由民主政體,往往產生於工人運動(和後來的婦女運動和少數族群運動等)對既有貴族或富人寡頭專政的衝擊。當既存體制向這些運動所代表的群體逐步開放,一個建基於多元利益間的制度化衝突(institutionalized conflict)的政體,便於焉產生。英美法和印度的政制,乃是這一類民主體制的代表。

    有機民主政體,則通常源自聲稱代表所有人民,將民族沙文主義與各種社會政治改革訴求混為一談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在通過選舉或其他途徑獲得政權後,便會開始對社群內不符其「人民」想像的異體(通常是小數族群)進行清洗。清洗的具體方式則因地而異,由溫和的同化政策到極端的種族屠殺不等。民選上台的德國納粹與南斯拉夫的米諾索維奇政權,即這種有機政體的佼佼者。

    Mann提供的理念型(ideal types),有助我們回顧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和理解當下反扁運動的歷史意義。70、80年代初「黨外」時期的台灣反對運動,匯合了島內包括外省、閩南、客家等不同族群,也包含了工人、農民、婦女、環保等社會運動。對社會正義與民主政治的追求,乃使他們得以聯合的最大公約數。

    80 年代中成立的民進黨,早期還多多少少繼承了黨外的多元包容性格,因此還算是一個自由民主型政黨。但民進黨在80年代末開始迅速轉型為狹隘的、以台灣閩南籍人口為群眾基礎的有機民主型政黨。將本省閩南人從外省人的欺凌中解放出來,遂凌駕對民主公義的追求而成該黨推翻國民黨的主要目的。它更將兩岸統一與本省人再度受外省人統治等同起來。民進黨樂此不疲地挑動的,表面上是統獨爭論,但骨子裏,卻是台灣內部的族群仇恨。

    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即將各種社會政治改革的承諾拋諸腦後,獨沽一味地大搞族群兩極化。陳水扁每遇挑戰即以閩南話作激情的電視演說。其集團一遇貪腐指控即指摘挑戰者是帶著毀滅新生本土政權陰謀的外來政權殘餘勢力。他們抓著國民黨黨產問題不放,大談「轉型正義」,便是要煽動起針對舊有外省人統治者的總清算。最近黨主席游錫,連倒扁運動是「中國人糟蹋台灣人」的話也竟然說出口(雖然他極力否認罵過倒扁者是「中國豬」)。這幫人操弄的族群政治,與廬旺達胡圖族執政者一遇挑戰即發動群眾向獨立前佔統治地位的少數圖西族進行清算、最後引爆種族大清洗背後的邏輯,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這次反貪腐運動,超越了台灣的族群界線,召喚起台灣民主運動原初對自由、平等與公義的憧憬。怪不得島內有論者認為這次運動,使「黨外」的純真年代得以復活。台北異議知識人的啟蒙聖地唐山書店,近來更將一堆壓倉良久的80年代舊雜誌如《人間》和《南方》集中在專桌販賣,桌上還放了一條醒目的「那個反叛與啟蒙的年代」標語促銷(雖然銷量好像仍然不甚理想)。

    挺扁力量章法凌亂的反彈,證明族群動員在台灣已開始失效。李登輝提出內閣制,當然帶有增加台聯發展空間和扶起王金平、以邊緣化他看不順眼的蘇貞昌與馬英九的權謀計算(後者在這次風暴中投鼠忌器,已再次露出其毫無領導能力與魅力的老底),但以國家權力源自國會多數的內閣制取代權力高度集中、容易被腐敗野心家利用的總統制,無疑能有力地將現時台灣接近有機民主的體制導引到較注重包容協商的自由民主體制,改變贏者全贏、全台上下每遇總統選舉即竭斯底理地選邊站、買大小的政治文化。

    但這並不代表台灣的本土認同,會因此減弱。相反,這或許會催生出一個更強韌的、建基於認同多元民主生活方式的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取代現時主導台灣意識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因素。當年仍是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提出族群大和解,便主張要建立一個具更廣泛基礎的台灣認同。在915圍城後,施高喊「台灣人民萬歲」、聲稱要保衛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和主權」。在本土派內開出倒扁第一槍的親綠學者強調「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選擇在黨慶發難的民進黨年輕黨工,則重提台灣「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進步本土論述」。李登輝最近更趁勢大力推銷其超越族群、藍綠的「台灣主體政權」說,取代他以往「本土政權vs外來政權」的講法。在倒扁背後積極打造新台灣認同的力量,已呼之欲出。

    可以預見,當這次倒扁運動塵埃落定之後,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時,除了要面對一個浴火重生的「新公民社會」外,可能還要面對一個更棘手的「新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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