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02　 中國時報
正義才能療傷
吳典蓉

多數人也許並不是二二八事件直接的受害者、或是加害者，但是，二二八和我們每一人確實都密切相關。

年輕的時候總覺得，政府及長輩們集體隱藏了一個祕密，這個祕密如此重大，即使在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三個字時，其實就已經隱約知道答案，而從這一刻起，我也就脫離了政治上的純真年代，再也不能說，二二八與我無關。
     
這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聽到要「走出二二八」這樣的說法時，內心頗感不安，前總統李登輝在一九九五年正式道歉，他當時「往前看」的說法曾遭到當事人的批評。事實上，在李登輝之前，時任民進黨副祕書長的邱義仁，就已公開提出類似的主張而受到矚目。

在民主尚未鞏固的年代，為了避免在過程中引發衝突，順利的落實民主化，李登輝及邱義仁提出類似「往前看」的主張，可以視為是要求取集體最大的利益；但是令我不安的是，在求取共利的同時，二二八受難家屬卻成為犧牲者，就像哲學家羅爾斯說的，我們可以為了整體社會的利益，而犧牲正義嗎？

不管政治哲學主張為何，在政治操作上，正義似乎必須仰賴政治實力而行，杭亭頓觀察剛民主化的國家時曾悲觀認為，轉型正義常常在民主化過程中失落；不過他當時所觀察的一個國家－智利，在中間偏左政黨連續執政後，當年的獨裁者皮諾契特近來似乎難逃面臨審判的命運。

台灣的二二八平反也有非常弔詭的過程，當年的政府為了政治穩定，妥協的選擇「補償」，而非「賠償」，某個程度而言，是希望以物質的彌補來換得二二八受害者的安息，但正義的不可得，卻讓二二八傷口經常隱隱作痛。

隨著民進黨力量的強大、檔案文件的陸續曝光，二二八的平反也有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二二八受害者、加害者都幾近凋零、執政黨將二二八視為一個政治議題的此刻，我們從二二八平反史所該得到的教訓是：不論誰執政，一個民主的政府不能用多數人利益這樣的藉口，來犧牲任何個人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