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01　 中國時報
複數的二二八
黃丞儀

如何從影像中尋繹出正義，就像如何從歷史或法律中尋找正義一樣，是個令人迷惑卻又充滿吸引力的課題。在「感同身受」與「眼見為信」的效果牽動下，影像往往會帶給觀眾強大的衝擊，進而檢討自己原本所相信的事實。或許是著眼於這樣的效果，繼公視和二二八基金會合作拍攝紀錄片《傷痕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昨天也推出了委外製播的二二八紀錄片《春蟄驚夢》。

紀錄片之所以讓人深刻感動，在於它紀錄了真實性。相對於紀錄片，在類型光譜的另一端，是所謂的「宣傳品」。「宣傳品」往往為了傳達特定人物或團體的政治社會理念而拍攝，充滿意識型態，因此被認為遠離真實。這兩個光譜上的極端，其實也交會在一起。例如頗負盛名的紀錄片《華氏九一一》，導演麥可摩爾從頭到尾就擺明了要宣傳反布希政府的理念，因此他的紀錄片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宣傳品」。但麥可摩爾至少在電影裡強調，這是他「個人的意見」。要是試圖還原政治歷史事件的紀錄片，以全稱式的觀點去詮釋已經發生的歷史，那將造成怎樣的效果？

國民黨希望透過紀錄片「還原歷史、追求真相」。但是，歷史不能重來，《春蟄驚夢》不可能像《無米樂》那樣蹲點二三年，長期細膩地紀錄人民生活。這種歷史紀錄片無論在影像取擇、選定受訪者乃至整體敘事架構，必然都有一套特定的史觀在背後支撐。像是中共的戰爭紀錄片中，總是將二二八詮釋成「無產階級抗暴起義」，即本乎唯物史觀。

從這角度來看，國民黨推出自己的二二八紀錄片，某種程度上是想要搶回歷史發言權，建立一個「民主化」後的國民黨對於二二八的詮釋。這種歷史詮釋在紀錄片「紀錄真實」的迷思下，將被強化為觀眾心中唯一的「真實」，對「二二八」的歷史意義下定調。

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公視和二二八基金會製作的紀錄片。比較好的作法可能是：讓不同觀點的紀錄片同時併陳，由觀眾自行選擇要接受哪一個版本。但想必觀眾一定會追問，「到底哪一個最接近真實？」真實？這個問題恐怕不只紀錄片導演無法回答，即便終日處理「重建／發見真實」的歷史學家和法官也難以應對。

與其追問有沒有「客觀真實」，還不如問「是誰的『客觀真實』？」或者「是誰想要的『客觀真實』？」是哪個政黨要的？統治者要的？還是人民要的？與其在紀錄片裡追求一個「大敘事」的歷史框架，不如將歷史拆解成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回到小人物的角度去觀察。當每個人的生命史千絲萬縷地交織在一起時，或許就是「真實」靈光乍現的剎那。

真要「還原歷史」，國民黨或二二八基金會可以提供簡單的V8給相關受訪者，由當事人自己來操作，完整地紀錄他們的嘆息、憤恨、歡笑或悲傷。這些錄影資料，未經剪接，可以真切地呈現人民的情感。更重要的，這不是某一政黨或政治人物支配下拍攝的「宣傳紀錄片」，而是生活在你我厝邊頭尾的尋常百姓，用自己的話、自己的身影勾勒出對於威權殘暴的憤怒與控訴。

這很難嗎？菲律賓民達納峨中部的原住民可以自己用V8紀錄傳統領域的濫砍濫伐，捷克的年輕人也可以持續地用V8拍下街頭新納粹黨的暴行。現代攝影科技正在改變社會溝通的模式，只要善用科技帶來的便利，就可以讓我們看見複數的二二八「真相」，也可以更清晰地看見每個人心中對正義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