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7　 中國時報
以憲政原理，面對二二八
李福鐘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新公園舉行揭幕儀式，新公園從此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李登輝總統親臨主持，同時發表了一篇具有象徵意涵的演講。李前總統在講詞中提出，要「促進族群融合，凝聚同舟一命的共識」，要「不分族群，彼此疼惜，相互祝福」。

然而十一年過去了，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族群裂痕，真的縫合了嗎？真的凝聚出同舟一命的共識了嗎？答案，顯然仍在茫茫的風裡。
     
上周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從書名已可清楚看出，這份研究報告的用意即在於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一如其他可能挑起族群衝突記憶的議題一樣，報告尚未公布，即因媒體的報導，尤其是將蔣介石界定為「最大責任者」一節，最引起輿論之喧騰。有不少公開意見即指出，這樣對族群衝突記憶的挑撥，無助於消弭族群對立的危險。

然而，道理真的那麼簡單？為了維持社會人心的安寧，歷史功過最好存而不論，一任青史盡成灰？眾人最好皆得集體失憶症，只要是與二二八有關之議題，一如十餘年來隱然已成為主流觀點的說詞──「一場歷史之悲劇」，彷彿一旦成為悲劇，沒有誰是加害者，受害者只需要獲得「補償」，則全體社會便可以在「悲劇」二字的慰藉下，輕易地得到救贖？

對於一個沒有悲劇意識的社會來說，如此形式的救贖，絕對是太過廉價了。

 一九八九年東德共產政權垮台之後，眼見大勢已去的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將所控管檔案全數送進碎紙機。十年來，德國政府將這批一萬六千多袋的文件交由一個名為「柏林史塔西文件管理局」的機構進行辯識重組，以最新的電腦影像技術企圖將之完全還原。俟二○○九年，總計六億張碎紙片將一一回歸原貌，屆時可能讓過去曾經為東德秘密警察工作過的線民、耳目、打手，或是曾與史塔西掛鉤的政治人物，一一曝光。這一還原歷史原貌的「拼圖」工程預計將耗費六千萬歐元，全數由德國聯邦政府國會支付。（相關報導參見《中國時報》○○四年九月四日A十四版）
  
德國人顯然不擔心如此將挑動歷史的傷口。對他們來說，歷史事件中加害者的「責任歸屬」與被加害者的平反，無法僅用一句簡單的「悲劇」就輕輕帶過。不以憲政主義的法治理念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動輒以「文化不同」、「認知差距」這樣欠缺法理意識的語言來作結論，如何能夠讓我們找到教導下一代蘊涵著民主法治觀念的歷史觀？
 
依據最基本的民主憲政原理，政府是透過人民授權──所謂的社會契約，獲得代理執行公眾事務的權力。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憑據是憲法和憲法之下的法律體系，執行手段是司法，司法的行為準則是程序正義。然而半個世紀前的二二八事件中，國民政府的所做所為，哪一點符合上述的判準？軍隊是用來對付敵國和敵人的，難道蔣介石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將台灣當作敵國、將台灣人民當作敵人了嗎？在民主法治的道理下，哪一個動用軍隊對付人民的政權，不需要追究責任歸屬？
  
一九九二年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所公布的研究報告，結論中明白表示：「本報告旨在說明事實之真相，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十四年後，由二二八事件基金會所公布的責任歸屬報告，似可彌補不足。台灣歷史上族群衝突的記憶，與其用和稀泥式的觀念及語言來消弭，還不如回歸民主憲政的原理，認真面對。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