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6 20:17 〈轉載〉顧爾德:靈魂之痛
中國時報 2007.02.26
靈魂之痛
顧爾德
P君是曾經長年流亡的政治異議分子。流亡歲月中,結識許多來自世界各地、與他一樣浪跡天涯海角、躲避緝捕迫害的異議者。某日與P聊到剛去世不久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他述說了一段故事:
P與一些來自不同國度、遭受不同獨裁者或制度迫害的政治流亡者,避居一處隱密湖畔。某天,他們分別乘著幾艘小船在湖上釣魚排遣流亡的苦悶,P與逃離智利的M共乘一船。當P在整理釣魚用的細鋼絲線,M突然歇斯底里喪心失神。P急忙把小船划到岸邊,在湖畔淺灘上撫平情緒失控的M。當她逐漸恢復了平靜,述說了一段刻骨銘心的痛苦往事:
皮諾契特治下的智利,秘密警察大量緝捕反對異議者,並在獄中以各式酷刑凌虐犯人。其中一種對付女性的酷刑是,把細鋼絲插入女性的乳頭。獨裁者的鷹犬們稱這種鋼絲酷刑為「馬鬃」。
M經歷過馬鬃的折磨,那令她痛不欲生之苦,在心靈烙下無法抹去的傷痕。當M看到P在整理如馬鬃般的鋼絲釣線時,內在深處的傷口再度被刺痛,不由自主地歇斯底里。
「我後來知道,中國也有同樣的酷刑,而且也一樣叫馬鬃。」P君好奇,難道智利「馬鬃」是學自中國?這是個合理的懷疑。冷戰時代,台灣與第三世界許多獨裁者關係匪淺。包括拉美在內,許多威權國家的特務系統都獲得台灣「技術輸出」。皮諾契特掌權時,智利已和台灣斷交,智利的「馬鬃」不一定直接來自台灣,但有可能是藉由與其他獲得蔣氏政權「技術指導」的獨裁政權,切磋壓迫人民的技藝時,間接傳入智利。
不少受過暴力凌虐者都會有M一般深化到靈魂的乳房之痛,如夢魘般縈繞終生,隨時可能因為外在小小刺激而再度劃開傷口,讓痛苦吞噬理性。
誰造成M的痛苦?人類社會有意識地設計出一個制度來壓迫其他人,體系中的成員精心研究各種暴力手段,把智力與精力投入在於如何讓其同類、同一社會的另一群人恐懼、痛苦、受創;而且以這種凌遲的績效作為科層間晉升的標準。
施暴凌遲的制度與技術不只是別社會的問題。透過壓迫者之間結盟交流,它成了跨國性暴力體制,不斷地複制傳播,擴大並「精進」加害的技藝。而就個人層次而言,暴力體制內的迫害者與被迫害,他們的心態也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下一代。就空間與時間而言,壓迫的陰影都在擴大深化。
上個世紀末,全球一波民主轉型終結了許多威權政體,冷戰時代東西方政權對自己人民的壓迫似乎在形式上告一終結。冷戰末期以來出生的一代,完全沒有經歷過之前四、五十年的壓迫與被壓迫。這會是一個新而健康的開始嗎?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各地的族群殺戮、宗教仇恨、國家對抗與階級剝削,很難讓人樂觀地斷言民主轉型清除了所有不正義。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內部,族群與國家認同的對立更從暗處轉到檯面上,血腥氣息也更易嗅得。很難將這些矛盾對立說成是晚近十年間形成的。歷史必然沈積了一些元素,成了今日衝突的基礎。六十年前的二二八、之後長期的白色恐怖、林宅血案……,太多的積累滋養著仇恨。
不可能藉由某種儀式、宣告就完全清除這些歷史沈積,這就如M深入靈魂的乳房之痛。正因這種暴力壓迫既深又廣,需要被不斷警惕反省。對乳房之痛有同情同理心,克制人性心中宰制壓迫別人的欲望,不要讓制度性壓迫機制有複製再生的機會。
靈魂之痛
顧爾德
P君是曾經長年流亡的政治異議分子。流亡歲月中,結識許多來自世界各地、與他一樣浪跡天涯海角、躲避緝捕迫害的異議者。某日與P聊到剛去世不久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他述說了一段故事:
P與一些來自不同國度、遭受不同獨裁者或制度迫害的政治流亡者,避居一處隱密湖畔。某天,他們分別乘著幾艘小船在湖上釣魚排遣流亡的苦悶,P與逃離智利的M共乘一船。當P在整理釣魚用的細鋼絲線,M突然歇斯底里喪心失神。P急忙把小船划到岸邊,在湖畔淺灘上撫平情緒失控的M。當她逐漸恢復了平靜,述說了一段刻骨銘心的痛苦往事:
皮諾契特治下的智利,秘密警察大量緝捕反對異議者,並在獄中以各式酷刑凌虐犯人。其中一種對付女性的酷刑是,把細鋼絲插入女性的乳頭。獨裁者的鷹犬們稱這種鋼絲酷刑為「馬鬃」。
M經歷過馬鬃的折磨,那令她痛不欲生之苦,在心靈烙下無法抹去的傷痕。當M看到P在整理如馬鬃般的鋼絲釣線時,內在深處的傷口再度被刺痛,不由自主地歇斯底里。
「我後來知道,中國也有同樣的酷刑,而且也一樣叫馬鬃。」P君好奇,難道智利「馬鬃」是學自中國?這是個合理的懷疑。冷戰時代,台灣與第三世界許多獨裁者關係匪淺。包括拉美在內,許多威權國家的特務系統都獲得台灣「技術輸出」。皮諾契特掌權時,智利已和台灣斷交,智利的「馬鬃」不一定直接來自台灣,但有可能是藉由與其他獲得蔣氏政權「技術指導」的獨裁政權,切磋壓迫人民的技藝時,間接傳入智利。
不少受過暴力凌虐者都會有M一般深化到靈魂的乳房之痛,如夢魘般縈繞終生,隨時可能因為外在小小刺激而再度劃開傷口,讓痛苦吞噬理性。
誰造成M的痛苦?人類社會有意識地設計出一個制度來壓迫其他人,體系中的成員精心研究各種暴力手段,把智力與精力投入在於如何讓其同類、同一社會的另一群人恐懼、痛苦、受創;而且以這種凌遲的績效作為科層間晉升的標準。
施暴凌遲的制度與技術不只是別社會的問題。透過壓迫者之間結盟交流,它成了跨國性暴力體制,不斷地複制傳播,擴大並「精進」加害的技藝。而就個人層次而言,暴力體制內的迫害者與被迫害,他們的心態也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下一代。就空間與時間而言,壓迫的陰影都在擴大深化。
上個世紀末,全球一波民主轉型終結了許多威權政體,冷戰時代東西方政權對自己人民的壓迫似乎在形式上告一終結。冷戰末期以來出生的一代,完全沒有經歷過之前四、五十年的壓迫與被壓迫。這會是一個新而健康的開始嗎?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各地的族群殺戮、宗教仇恨、國家對抗與階級剝削,很難讓人樂觀地斷言民主轉型清除了所有不正義。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內部,族群與國家認同的對立更從暗處轉到檯面上,血腥氣息也更易嗅得。很難將這些矛盾對立說成是晚近十年間形成的。歷史必然沈積了一些元素,成了今日衝突的基礎。六十年前的二二八、之後長期的白色恐怖、林宅血案……,太多的積累滋養著仇恨。
不可能藉由某種儀式、宣告就完全清除這些歷史沈積,這就如M深入靈魂的乳房之痛。正因這種暴力壓迫既深又廣,需要被不斷警惕反省。對乳房之痛有同情同理心,克制人性心中宰制壓迫別人的欲望,不要讓制度性壓迫機制有複製再生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