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王清峰因為拒簽署死刑犯的執行令，引發政治風暴，最後「自動」下台。

先前在Facebook與任教於政大法律系的Bruce學長與他的法律界朋友，對此有一番論辯。當然我得承認，本人的法學知識，絕大多數來自於廿年前的附中語言社時代，為了打辯論比賽而K書。當時讀林山田等人的『刑罰學』，都提到刑法的目的基本分三大類：應報、威嚇、矯治。

不過這次討論中，我很訝異地發現，似乎「應報」已經完全被掃進歷史垃圾桶……大我一屆的學長告知：他大一念刑法總則時，就沒老師還這麼提了。

如果當前法界真的覺得「刑罰非應報」，竊以為實在是陽春白雪到了令人訝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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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得確定一件事：法學或者法哲學，其實在人類歷史上，出現時間遠遠晚於「法制」。也就是說，法制歸納之後成為法學，而非先有法學再演繹出法制。

就歷史觀點來看，政府、法律等等的出現，其實是人類聚落愈來愈大，社會愈來愈複雜之後，團體為了保障參與其中的個體，開始建構的產物。社會組成份子之間，不可避免必然出現種種仇怨爭鬥等侵權（傷害身體、財物、甚至生命等）關係，現代的刑罰制度，則是將個體之間的關係，改為「集體」和個體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透過國家建立的機制，將報復行為「馴化」、收歸公有。因為收歸公有，報復才能夠趨於制度化、平等化、冷靜化。所謂「應報」，應該是一種將「對『社會』傷害程度」（不是對受害者或親友，因為個人感覺不同）量化，並且對應在刑罰制度上的結果：對社會造成多大傷害，就付出多大代價來償還。

換言之，陳進興固然殺害白曉燕，但是對陳進興施以懲罰的權力，屬於國家而非白冰冰。撇開情緒、純就法的角度來看，白冰冰與陳進興的關係，與社會上任何人與陳進興的關係並無不同：她並無任何權力去砍他一刀、甩他一耳光。

當然設立刑罰會有其他的效果：例如「矯治」，使得這個犯人藉由被罰的痛苦而改過遷善；例如「威嚇」，使得其他人因為害怕也被處罰而不敢犯罪。這些目的絕對存在於刑罰制度中，但是刑罰制度的原始理由，其實仍應說是一種「理性化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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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若要排考量的優先性（個人其實並不認為需要「排先後」），恐怕「應報」還是佔有priority。試舉其例：

如果刑罰的「第一要務」是矯治，那麼就無法解釋：為何強盜的刑期，必定比小偷來得重？難道強盜一定比小偷要難以矯正嗎？

同樣地，如果某個犯人可以證明其已經完全悔罪遷善，那麼是否就不必再對他施以刑罰？如果某人刑期已經屆滿，但是擺明了出獄就是要繼續犯罪，能否繼續把他關在牢裡面，因為矯治尚未成功？

而如果刑罰的第一要務是「威嚇」，那麼同樣的犯罪行為，是否要考慮到其可能造成的仿效性，而有不同的判決輕重？也就是說，既然是為「殺雞儆猴」，所以雞應該被罰多重，其實要由猴的表現來決定？

如果某一種犯罪行為以後已經不再可能發生，那麼「倒數第一號」罪犯，是否就沒有施刑的必要？反正已經沒人需要被威嚇了嘛！

也就是說，任何歸納出的「刑罰目的」，在實務面上都沒有辦法解釋現行所有的法律制度：甚至相對來說，應報所能夠解釋的程度，可能還是比其他理由高的。

因此如果認為「既然刑罰的目的是矯治（或威嚇、或應報），所以應該……」，都有本末倒置、尾巴搖狗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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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我認為「應報」在刑罰體制中佔有極重要地位，但是「應報」是否代表一定要保留死刑？其實不一定。

刑罰制度是一種把「罪」化為「罰」的換算關係：在刑罰的量表上，目前我國的項目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有的國家則可能扣掉生命刑，有的國家還加上身體刑。

只要維持「罪刑相當」，刑罰制度就不能謂不合理：至於換算的「匯率」，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必定會有不同的標準。

某一時空環境下的「匯率」，並不見得就能夠套用給另一個時空。以今天的標準看，羅馬法與唐律恐怕是超級悖乎人道，但百年之後看今日，恐怕連現在最激進的學說，也可能被後人視為LKK。因此如『柏楊版資治通鑑』以現代的民主社會觀點去臧否古代帝王將相，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同樣地，在死刑論戰中，主張廢除的一方，向來喜歡舉出全球已有多數國家不再執行死刑；而主張保留的一方，也喜歡舉出日本或美國某些州恢復執行的例子。個人認為，這些例證的意義……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但其實意義不大。

一個社會要採行怎樣的制度，應該取決於這個社會的組成份子的意願，取決於他們希望要怎樣的答案。

這麼說並不代表「存在即合理」、不代表現實沒有修改調整的必要：誠然學術理論保持一定的「象牙塔」性格，有助於發揮把社會現實往理想方向引導的功能，但是這種象牙塔的程度，恐怕還是有其限制，不能過度擴張、過度超乎現實。

而且請注意，這邊講的社會意願，是純就「應然面」而非「實然面」。在實務上，如何得出所謂社會意願，其實不會有百分百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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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死刑是否特別殘忍、不人道？我覺得「殘忍」與「人道」恐怕是更主觀的標準。對於犯人來說，「關到死」或被直接處死，到底哪一個比較慘？恐怕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例如現在的44位死刑犯中，還有人上書法務部請求執刑，或是在看守所自殺求死的例子。）

比較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死刑的不可回復性，一旦誤判難以解救：不過誠然生命無法補發，但自由是否又一定能補發？爭論近廿年的蘇建和案，三名被告多年來在生與死之間被不斷擺盪，但如果把死刑改成無期徒刑，他們的這廿年光陰，難道就不是一場悲劇？

蘇案所呈現的最直接問題、所帶給社會的最大教訓，應該是司法制度的粗糙不堪，而非死刑的應該與不該。

（當然程度上來說，死刑的「不可回復性」絕對還是大於徒刑。不過這個缺點，是否是廢除死刑的充分條件？恐怕也還是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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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論點則是，國家有沒有權力去剝奪生命權？這個理論如果不是出自宗教情懷，就是以社會契約論主張，其實人們為了保障生命而組成社會，組成社會的條件並不包括對生命的讓渡……

問題在於：如果是宗教角度，恐怕更沒有理性基礎，更沒有「推己及人」的絕對正當性。而「社會契約論」其實也是一種後設的歸納結果，是否適合據此去演繹其他結果，恐怕值得商榷。更何況社會契約論本身其實就存在諸多"bug"：例如既是契約，那麼可否選擇參加或不參加？可否選擇付出與獲得的程度？……

總之對於死刑的去留（甚至如鞭刑、化學去勢等身體刑亦同），其實都不存在任何一錘定音的「黑桃A」答案。各個不同社會所採取的選擇，應該是最接近那個時空下價值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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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現實層面，我想王清峰部長的最大問題，恐怕還是對自我身分的錯誤體認。當她由人權運動者變成體制中的官員時，其實不可能再是不沾鍋，在當今社會反對廢死刑聲浪仍大的情況下，不可能期待一步到位、「手上不沾鮮血」。甚至可以說，部長為了自己的「小節」，結果使得廢死刑的「大業」因而倒退。

而且王部長上任兩年，對於廢除死刑的這項志業，到底向前踏出了多少步伐？其實答案幾乎等於零：現有法律中可判死刑的罪有廿多條，在這兩年內並沒有變少，而且是連修法減少的提案都沒有。

廢死論者積極主張替代死刑的「無假釋無期徒刑」，到底上路了沒有？其實「無假釋無期徒刑」與死刑之間，並不存在互斥關係：如果把現在有死刑的罪，都加上無假釋無期徒刑，其實立法的困難度極低，不會引發什麼反彈（反對「廢死」，不代表「非死不可」），卻可以提供法官在判決時一個替代選項，至少有助減少新的死刑犯繼續被判出來。

法務部不圖此舉，結果就是累積的死刑犯數字愈來愈大。

王清峰唯一作的，就是利用「不簽署」的方式技術拖延：某位支持廢死的立委的說法是，這其實也不失為一種促成廢除死刑的手段，因為到最後，人數會逼得沒人敢動手把他們「清理」掉……

從現實面來看，這種製造既成事實的「戳破保險套逼婚」招數，恐怕是適得其反……

 

在社會上反對廢死刑聲浪龐大之下，王部長更應該小心謹慎、逐步「蠶食」，結果她卻選擇非要鯨吞、非得一步到位，其下場就是輸光。

總之，對於「廢死大業」、對於44名死刑犯、對於即將接任的新部長、對於邀她出馬的馬總統（自己也是廢死論者）、對於政府團隊與國家的形象……沒有一項是不受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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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我個人對於「法理可以超脫現實」或是「不執行已判決死刑不算濫權」的說法難以苟同，但這幾天看到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反應，其實也是另一種「嘆為觀止」。

很多人似乎到現在還認為：既然傷害了其他人的人權，所以公權力對待這些傢伙時，就不必講人權。這實在很令人聯想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民權說——我從來不知道原來這年頭有如此多國父信徒！

或者有些人似乎還認為，罪與罰之間的關係，不是「換算」而是直接以牙還牙——那，對於犯下分屍、食屍的陳金火，難道我們要……

社會大眾的正義觀，似乎還停留在前現代，期待的不是制度化、平等化、冷靜化的應報，而是原始社會的報復行為。

如白冰冰、陸晉德等被害人家屬，基於失去至親的痛苦，無法以冷靜態度看待刑罰制度，完全可以體會。但社會上極多人碰到這種議題，思維也像是被害人家屬，則不免令人感到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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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要重申：以上的言論，出自一個沒有法學科班訓練的人，因此相信其中會犯不少極為基本、ABC等級的錯誤。在這邊還請大家努力給予指正與批評——老實說，寫這篇東西，本來就是準備要給人鞭給人噓給人打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