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03 09:07 鹿窟事件摘要
小小的鹿窟村落，散布在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六百多公尺的山巔，天氣好的時候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極為不便。當年是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國民政府派軍隊掃蕩之後，特意改稱光明村至今，取其大放光明之意，昔日囚禁、刑求村民的「菜廟」，也已改建為光明寺。
早年的鹿窟村是以「頂鹿窟」、「下鹿窟」來編定村落門牌，被改名為光明村後，當地仍以「光明村頂鹿窟╳╳號」做門牌。 不過，現在鹿窟的聯絡道路已改名為「汐碇路」，村民的門牌也跟著改為「汐碇路╳╳號」
五十年前鹿窟約有兩百戶人家，山上耕地少，以種植包種茶或蕃薯為主，絕大多數村民是礦工。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在時機混沌不明的戰後，村民們非常慶幸，也懂得惜福，彷彿活在世外桃源。
一九五二那年，十二月廿八日舉行台北縣改制後的第二屆縣議員的選舉，傍晚一投完票，一萬多名軍警就已悄悄掩上山，風聲鶴唳之中，鹿窟對外的大大小小道路都被掌控。
廿九日一早，摸黑出門的農夫、礦工們，一個個莫名其妙先在路上被捕，接著是更多無辜的村民，都被送往權充指揮所的「菜廟」。
這些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當時是冬天，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正殿還不時傳來哀嚎，很容易讓人精神崩潰，有人從菜廟被釋放後，回家便上吊自殺，一些受難者後來在不同場合受訪問時，回憶這段日子仍心有餘悸。
當時鹿窟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捉，這樣的「菜廟日子」過了廿來天，屈打成招的村民們，才分批被送到台北市區監禁，等候軍法處審判，有人被判死刑槍決，有人被送新店軍人監獄或綠島，還有一些人也不知有罪沒罪，被帶到當時指揮掃蕩鹿窟的保密局軍官谷正文家中服勞役。
軍警在鹿窟山區逮捕一百一十二人，後來擴大搜捕範圍，包括現在石碇鄉的鹿窟村、中民村到瑞芳鎮一帶，以及汐止市東山里，茄苳里和白雲里，像瑞芳便有父子五人一起被捕。
界定「鹿窟事件」的逮捕行動，一般是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圍山，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六日的玉桂嶺逮人，近四個月的時間內共逮捕一百六十五人。
但是，隨著部分人「逃亡」，或「自新」牽扯出更多涉案者，全案被捕已超過兩百人，也逐漸波及全台，「鹿窟事件」也被史學家視為「二二八」以來，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綜合安全局等官方資料，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國本土的國共內戰已到決勝關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伺機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鹿窟為「北區武裝基地」，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九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 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據稱，呂赫若一九五０年初也進了鹿窟。稍後蔡孝乾被捕自新，中共在台工作中斷，官方資料並指控呂赫若同年七月潛赴香港，和中共方面的代表接觸，接受工作指令後返台。
這段期間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中國本土戰敗的國民政府宣布遷設台灣，一九五０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共「解放台灣」的行動仍然積極。但到了六月，韓戰 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共行動受阻，國府更大力在台灣「清共」，共黨份子和左翼人士紛紛走避，一些人也進了鹿窟。
張炎憲教授還沒有出任國史館長前，曾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主持一項「鹿窟事件」調查研究。 他和高淑媛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關於「鹿窟武裝基地」成立性質，除了前述「中共組織」這種說法，也有人認為應該追溯到日治時期，聲稱「台灣左傾知識份子在戰後延續蔣渭水的文化協會傳統繼續革命，沒被抓到的到上、下港結合，別處無處躲，躲到鹿窟」。
張炎憲還指出，另有說法認為，躲進鹿窟的未必是共黨份子或左翼人士，應該是「二二八事件」的逃難者。當然，也有可能是共黨份子怕單純的鹿窟村民驚嚇而檢舉，便假稱是上山逃難，一些鹿窟村民便相信，「鹿窟事件」基本上是「二二八」的延續。
「鹿窟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李石城，一九三五年生，當年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常在山上放牛。他說，這些外地人在山上都用化名，像呂赫若就被稱為「王仔」，「呂赫若」這三個字，是一直到軍隊捉人、國民黨特務審訊時，村民們才聽到的。 和李石城一樣，絕大多數的村民並不知道這些人的背景，村民們相信這些人是逃難才上山的，「聽大人說，他們都參加過二二八」。而村民也稱這些人為「匿山仔」，意思正是「躲到山裡來的人」。
| 呂赫若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戰爆發不久後，在台中潭子栗林出生，祖籍廣東饒平，曾祖父原居桃園龍潭，後遷居台中做糧食買賣，父親呂坤霖是小地主，曾任庄協議會會員，家道興盛時田地有五、六十甲。 一九三四年，廿一歲的呂赫若自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分發新竹峨眉公學校擔任訓導，並和林雪絨女士結婚，育有六子三女 一九三五年，他的小說「牛車」，以筆名「呂赫若」登載在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聲名大噪，一九四三年再以「財子壽」獲第二屆「台灣文學賞」，共留傳廿六篇小說，最後的作品「冬夜」創作於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年。 呂赫若也曾在南投營盤公學校教書，一九三七年轉任台中潭子公學校，一九四○年辭去公學校教職，到日本東京學習音樂，就讀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一九四二年，呂赫若因肺病返台，居住在台北士林，投入豐富多元的北部文化圈，認識了許多藝文界人士。 他加入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陣容，並擔任「興南新聞」記者，也參與張文環、呂泉生組成的「厚生演劇研究會」，熱中舞台劇編寫與演出。 後來，他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一邊上班、一邊創作，認識前來應徵的蘇玉蘭女士，日後成為他的紅粉知己，兩人也育有一子一女。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呂赫若懷抱理想，認為台灣脫離殖民統治，可望有自由的未來，一度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國民黨稍後整肅這個組織，呂赫若因北上而逃過一劫。 面對時局動盪，呂赫若發現苦難沒有結束，一九四六年加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報導高雄大港村農民抗租事件，新聞標題是：「警察均為地主之走狗，與日人統治時代無異。」 這篇報導也間接造成「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省參議員王添燈辭社長職，呂赫若退出「人民導報」，和蘇新、王白淵、蔡子民等人創辦「自由報」，由王添燈擔任社長。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呂赫若卅四歲，在「自由報」任職。那年的二月廿七日晚間，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一帶取締私菸，民婦苦苦哀求未獲同情，反被槍管敲破頭部出血，路人義憤，引發衝突，男子陳文溪當場中槍死亡。 二月廿八日上午，抗議群眾衝入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分局長及三名職員，焚毀文卷，遭到公署衛兵開槍掃射，台灣人民的憤怒與不滿因而引爆，往後幾天更向全台蔓延，各大城市騷動、停工、罷課，官民衝突加劇。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的「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會見行政長官陳儀，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答應，暗地裡卻向南京要求調派軍隊鎮壓。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通過由省參議員王添燈提案的「處理大綱」，內容包括取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地區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 呂赫若這時也在「自由報」參與同仁組成的「對策委員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決議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就是呂赫若等人為王添燈草擬的。 陳儀對這份「處理大綱」極為不滿，拒絕接受。三月八日晚間軍隊在基隆登陸，次日開進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陳儀宣告為非法組織，在軍隊鎮壓下解散，許多委員慘遭殺害，包括王添燈、民報社長林茂生。 如此一來，部分知識份子如呂赫若等，對陳儀及國民政府的信任徹底搖動，有些人便投身獨立運動，也有一些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列，都想改變政治現狀。 一九四九年，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籌辦「光明報」，卅五歲的呂赫若出任主編，討論當時土地分配不均、地主剝削農民等問題;呂赫若早期的文學作品就顯示曾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這個階段，思想更逐漸左傾，還變賣祖產，開設「大安印刷所」，印製社會主義理念的宣傳品。 一九四八年底，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開始「整頓」台灣內部，捕殺異議份子，為國民政府遷設台北做準備。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爆發「四六事件」，師範學校及台灣大學兩百多位學生因醞釀學潮被捕。五月一日實施全島戶口總檢查，廿日陳誠宣布台灣地區軍事戒嚴。 在「恐共」陰影下，濫捕與冤獄架構成台灣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同年七月還實施公務員連坐保證制度，國民政府也以「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對社會和知識份子形成嚴密監控。 一九四九年八月，「光明報」被指控是共產黨的地下報，警總保密局逮捕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及同校八位職員，還有十多位台大學生，刑求逼供後，鍾浩東被槍決。 擔任「光明報」主編的呂赫若，這時也開始逃亡生涯，包括安排元配林雪絨女士帶著小孩回豐原娘家 回到台北後，呂赫若行蹤飄忽。一九五○年二月，他持本名「呂石堆」的證件，便衣不知道他就是國民政府緝捕的呂赫若，讓他逃過一劫。 他的女友蘇玉蘭回憶說，呂赫若告訴過她要到日本，正在等船。呂赫若是否成行，不得而知；這時蘇玉蘭懷有身孕，而借給呂赫若旅費的辜顏碧霞，後來也被捕下獄。 「鹿窟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李石城回憶，山上多雨，「王仔」總是穿著長筒雨靴，衣著簡單，見人就打招呼，臉上經常帶著微笑，但是話很少，手中永遠拿著卷起來的紙張，好像是一些文件，大部分時間都在居住的「寮仔」內看書。 但近幾年的說法指出，「鹿窟事件」前兩年的一九五○年秋天，他在山區被毒蛇咬到，因延誤送醫去世，葬於山區。這年，呂赫若卅七歲。 |
事實上，官方資料也指稱，破獲「鹿窟武裝基地」時，除了起出駁殼槍一枝，另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雷七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
以僅僅一枝槍的配備，稱鹿窟為「武裝基地」，是很明顯的誇大。至於土造手榴彈和地雷，依判決書指稱，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炸藥、雷管，再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成員製作；這些村民也因這些指控被定罪。
另依後人的一些調查研究，確實也有一些鹿窟村民加入所謂的組織，但應屬少數，其餘在事件中被捕受難的，都是當地無知村民，包括老幼婦孺。
大體而言，當年確實有一些外地人躲進鹿窟，當中也有一些人搞組織，但是沒有證據顯示進行過所謂的軍事訓練，再以查獲的極少量軍火來看，根本也稱不上是武裝基地。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鹿窟村民都是無辜的，只因身處那樣的年代，就得承受莫大的苦難。
全文請見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sep/2/r-deerhole1.htm
許多人聽過二二八事件,聽過鹿窟事件的人有多少?看過資料後覺得非常慚愧,作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我對那一段歷史的了解竟然這麼貧乏!
想要向前看,向前走的時候,必須先和過去了結,接受過去種種所形成的現在的自己,不面對自己還想要向前看是不切實際的,不論是個人或政黨或國家都是一樣
以這篇文紀念我的阿公,他因為這個事件被槍決
